《解放日报》新闻视点5月29日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一系列难题亦逐渐呈现。经济学者对此进行思索，探求难题背后的真相，寻找解题密钥，义不容辞。一支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经济学研究新兴力量，一边依托师长辈的引领垂范，一边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已经悄然站成队形…… 　　

        昨天，由复旦大学和解放日报共同主办、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解放日报经济部和《新沪商》杂志承办、上海尊龙凯时药业有限公司协办的“首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暨《新沪商》创刊仪式”，集中推出数位青年经济学者。他们与几位卓有建树的中生代经济学家，就“大国难题：中国走怎样的发展道路”探讨评说，其间，不乏真知灼见…… 　　

        以综合理性应对不欲破大国难题，先说难题何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何帆博士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的短期问题———高速增长但内外部失衡。内部失衡包括储蓄过高、投资低效、消费过低等；而外部失衡则有资本账户顺差、外汇储备过多等；此外还有面临的一系列长期挑战，如教育、健康、环境、能源等等的不平衡。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陆铭博士的诊断则是三个大国难题：分权体制、地区差异、收入差距。　　

        正在加拿大UBC大学金融系担任访问学者的上海社科院经济所刘誯松博士，从海外分会场传回书面发言。他认为本次论坛把主题定为“大国难题：中国走怎样的发展道路？”而不是“大国难题：中国经济走怎样的发展道路？”是对的。两字之差，含义和层次大为不同，大国难题绝非仅仅经济问题。　　长期和短期需各取应对之策，然而，难题之难，就在于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解决方案，错综复杂的因素，彼此牵制，按下葫芦浮起瓢。怎么办？何帆两点建议：一是调整人民币汇率，刺激出口；二是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公共支出项目，启动内需。他同时指出，只采取两点中的一点建议，哪个措施都会有副作用，如只实行大规模扩张性公共支出政策的同时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小，将造成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压力；而过度的升值且没有足够规模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配合，又将会带来经济收缩和失业增加。如同时实行两项政策措施，可让副作用互相抵消。

        刘誯松则用“综合理性”作为关键词。他说，在确定走怎样的发展道路之前，我们先要明确发展目标，应该是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社会和谐，而不单单是GDP的增加。因此，科学的最优的发展路径只有在综合理性的指导下才能找到，面对可能的两极分化，按照集经济理性、政治理性、社会理性于一体的综合理性，设计出一套制度，以便保护弱者的最基本权利，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制衡强者，从而换取社会经济的长期平衡发展。

        不约而同，陆铭也选择了理性和平衡的思维模式。他说，中国发展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改革不能后退，只有向前。

        创新不必“齐步走”, 全民创新不可少，但在全民创新中讲究有层次的“分步走”，将让创新更有效。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认为，大国的优势之一是可以容忍多样化，中国可以走多样化道路，既可以有比较高端的创新，也可以同时有中间技术的开发投入。张军认为，高端的创新在中国不是很大的问题，过去的例子证明，在特定领域中国可以很快赶上世界最前沿的技术；但在中间技术创新上，则涉及到横向制度发育、商业模式等等问题，有可能会影响创新的结果。

        无独有偶，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教授谈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创新不只是最尖端的科学，而是要考虑社会各部门的关系。硅谷式的创新以市场导向型为目标，以此为鉴，我们也应该鼓励诸如生物发酵、重型卡车、高效水泥等由技术主导的应用性创新。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详细阐述了创新的多个“档次”：第一类是挑战性的创新活动，这是最发达的国家做的，“敢为天下人之先”。第二类是防御性创新，即跟踪最新的研究成果，在挑战性创新企业做出成果后，争取在最短时间内用自己的能力推出同类产品。第三类和第四类分别为技术转移、来料加工。袁志刚指出，中国已经慢慢从简单的来料加工变为技术转移，这是一个进步。若在此基础上向第二类、第一类创新努力，自主创新的成果将更加可观。

        何帆则补充，自主创新还需立足本土。例如杂交水稻，就是中国本土出来的自主创新，十几亿人的粮食问题，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创新的课题，对中国人民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福利而言，是非常重大的创新。　　

        浙江大学潘士远博士则对“技术转移”和本土创新进行了统一的思考：技术转移必须考虑国内的消化能力。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引进的技术和它现有的技术水平差距较小，那么对此技术消化吸收的能力就大。反之，如果引进技术和现有技术之间差距太大，那么即使再有营养，也会相对“消化不良”。所引进的技术难度水平高，一方面可以促进技术进步，但另一方面也会扩大与原有技术的差距，降低知识吸收能力，从而阻碍技术进步。因此，基于“成本—效益”的考虑，水平适宜的技术是“最优选择”。可见，当我国技术与世界前沿技术差距较大时，我国应该从发达国家的现有技术中引进相对“滞后”的技术，通过“小步快走”实现技术进步；而当我国技术与世界前沿技术差距较小时，则可通过引进世界前沿技术，加快发展。　　

        中青年学者们的热烈讨论，令对话主持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维森教授都不忍打断。 　　经济转型，政府应该退多远？ 　　

        转型过程中政府正在某些领域渐渐退出，但却出现了医疗、教育、企业转制等不如意的现象。哪些事情该由政府来做？哪些事情交给市场来做？转型之中的政府，又该如何定义与市场的分界线？学者们对此各抒己见。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陈钊博士认为，政府确实应从某些领域退出，但政府与市场、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两者并存可能更加有效率。在一些行业，私人掌握控制权有可能促进技术进步，但也有可能降低质量，因此在两者间的权衡尤为重要。　　

        何帆的观点与陈钊不谋而合。陈钊建议，政府职责中最重要的是做战略上的宏观策划，而不是深入到某个行业某个产品等微观层面上。此外，政府还应注重知识产权保护、税收优惠等大环境的营造上。如果能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空间，就可以放手让企业伸展拳脚。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教授指出，政府对生产要素市场的管理也至关重要。目前，我国尚未形成完整的价格机制，价格不能充分反映产品的稀缺程度或者供求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无法正确配置要素，致使我们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尚有距离。　　

        北京大学刘明兴博士指出，政府与社会生产的基础是不同的，政府必须使自己控制资源的比例超过底线，否则就无法维持生产的需要。 　　

        难题个案：让中药融入世界,当经济学者聚焦理论时，来自企业界的实战家周俊杰则从微观出发，探索传统行业走出国门面临的路径。上海尊龙凯时药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周俊杰所处的领域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行业———中药。5年中，他一直致力于将中药向世界推广，中药的优点可谓赫然在目：化学药品的毒副作用日见突出，而中药毒副作用小；化学药在经历多年的高速发展后，正普遍面临研发瓶颈，但中医药自古至今已形成一整套完整、严谨的实践和理论基础，发展潜力大；中药对老年病和慢性病的治疗有明显的优势……然而，中药在世界上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全球中药年产值约130亿元，中国仅占3%，而这个庞大的市场日本占了80%，韩国占10%。不只如此，就连3%的中国中药，也大多以食品或功能食品、饮食增补剂等出口，尚未发挥出“君臣佐使”的治疗作用。

        为什么历史悠久的中国中药比不过日本药、韩国药等后起之秀？周俊杰指出，造成中药等传统行业发展困境的，往往是一成不变的思维：纵观目前传统行业的发展，往往局限于“西学为体”的固化思路。例如谈及中药出口，想到的就是指纹图谱、标准检测等西方药学的衡量方式。但事实上，大多数传统行业有其独到的中国特色，很难用西方的模式去衡量———恰恰是这种“很难衡量”，使传统行业在进军世界市场时遭遇了阻力。　　

        因此，在将传统行业推向世界时，需要的是一种颠覆性的思路———将“西学为体”变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创造自己的标准、自己的模式，让世界去承认和接受。例如，我国中药研发投入只占药品销售收入的2%；创新中药极少，提取有效成分的发明专利只占中药发明申请数的3%；国外70%是专利药，国内只有10%是专利药。所以，我们需要学习西药的创新精神，把专利作为研究的重要方向。面对西方为中药设置的重重标准门槛，更需要运用具备全球化视野的营销和管理人才。一句话，将传统行业融入世界，同样需要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