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医师报》

     1997年回到上海后，张元琳已经在闵行区江川地段医院工作了10年，她亲历了医院改名和职能的转变。加上知青经历，张元琳的人生被打上了深深的历史印迹。

      张元琳是上海人，但操着一副浓重的东北口音。1970年，初中毕业的她来到黑龙江插队，这一去就是28年，几乎占了她人生经历的一半。
      
     插队的地方位于中苏边界，张元琳每天隔着黑河能远远望见对岸巡逻的苏军，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年。1972年齐齐哈尔卫校第一批招生，在这里她有机会接触了医学，也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卫校毕业后，张元琳一直在职工医院的内科、儿科工作了二十多年。

     1992年，上海政策有了变化，知青子女可以返城读书。为了儿子能有更好的前途，张元琳和丈夫决定把13岁的儿子送到上海读书。这以后的5年里，从哈尔滨到上海的火车上就多了张元琳的身影。因为不放心孩子，她只好来来回回“为铁路作贡献”了。

     1997年，张元琳终于结束了这段奔波，来到闵行区江川地段医院工作。那时候的地段医院还是以治疗为主，最常开展的预防工作也就是注射计划免疫疫苗。2005年以后，一级医院的作用得到了政府的重视。江川地段医院改名为江川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被要求“下沉”到社区居民中间，实行“六位一体”的功能。为此，整个医院成立了六个团队，每个团队2名医生、两名防保医生、2个护士，这6个人平均要管2万多人。

     但是，下社区不同于坐门诊。由于患者住得比较分散，每个下午只能随访3个左右。更困难的是，刚开始登门拜访时，医生们总是被病人当成推销员，不愿意给他们开门。

     “你们来干嘛？有什么好处？想达到什么目的？”面对居民们的盘问，他们只好从认识的居民“下手”，做完健康档案后还留下联系卡片，“以后有什么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打电话找我们。”

     经过不断的努力，他们终于赢得到了患者的信任，一些常住在病房里的老人都愿意跟她聊天。张元琳熟悉他们的所有情况，她知道哪位老人没有孩子来看，也知道哪位老人最近心情为什么不好。

     现在的张元琳已经是内科主任了。早上7点半到医院，病房楼上下转一圈，看看病人，跟值班医生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开早会、交班、查房，就可以忙碌一上午了。下午接着讨论疑难病例，或者下社区。

     最消耗时间的是每周一次的家庭病床，“一下午只能做两三个”。医师需要给这些老人检查病情，然后开药。现在，每天晚上，江川地段医院的医生们多了一项工作，那就是加班把白天收集到的健康档案信息输入电脑。

     “社区的工作就是这么婆婆妈妈”，但是张元琳认为，健康档案数字化以后，病人的用药情况就可以通过电脑查询。这样，不论去什么地方开药，都可以让医师更加了解患者以前的治疗情况。所以，“虽然辛苦，但这是职业需要”，张元琳说。